当他的口译在传达噩耗前表现出些许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位肿瘤医生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乃至整个医生群体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口译们的感受,没有考虑过他们也是人,不是工具。他们的情绪,和患者一样,也会被坏消息左右。


该患者需要口译

看到患者病历上的黄色记事贴写的这几个字,我忍不住在心里嘟囔了几句。透过等候室的门缝看出去,那位患者安静的坐在那,一位来自中国的太太。不会说英语的患者消耗的门诊时间通常是其他患者的两倍还要多。医生说一句话,停顿,口译领会后将意思原封不动,以目标语言的形式传达给患者,在这期间口译可能会做一些速记。当然,要花这么长时间绝对不是患者的错。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想象过一会等候室焦急的气氛。

我工作的诊所接收的患者有一半都不说英语,因此口译就成了我们这里的标配,必需品。他们经过专业培训,资质过硬,不仅是医生的帮手,更能为在这迷宫般的医疗系统中迷失的患者提供及时慰藉。有时候我会想,在另外一种语言中说出“跟我描述一下你的症状”这句话真的需要用掉半分钟吗?“给你开的这个药,口服一天两次”这句简单的用药指导真的需要你来我往一辈子的时间去解释吗?有时候甚至我说完这句话就被晾在一边,看着口译和患者两个人像聊家常一样一人一句,只有从口译的手势中我可以猜出他在努力解释:“一天”,“两次”,“口服”。

我最喜欢的一位患者在外面等着我。她来美国二十多年了,会说一点英语,只要我一字一词,放慢节奏,看着她的眼睛跟她对话,就能保证能进行简单的沟通。不过我知道她更倾向于有口译在场,她不想漏掉、误解关于自己健康的一丁点信息。当然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口译,整个交流过程会更久,更复杂,更难过。然而,我仍会觉得口译成了我和她之间的第三者,他的存在似乎改变了传统的一对一的医患关系,一个只有起点终点的线段,中间被强行加入了中点,我们看的到彼此,却听不见彼此,失聪就是这种感觉吗?当我呼叫一位翻译加入我们的时候,我的情绪实际上是混杂着无力,理解与自责。

她腹水很严重,尽管衣着宽松,还是掩不住隆起的腹部。即便我没注意到腹水的存在,她黄染的巩膜也足够明显到能够让寻常老百姓脱口而出“黄疸”这个词。她不高,我印象里她也不胖,只是今天见到觉得她消瘦很多。她的精神状态却很好,一直很好,她的疾病没有对她的气质产生分毫影响。

她在我们诊所来来回回十多年,从第一次完成乳腺癌根治手术起我们就开始守护她,辅助化疗,放疗,我们一直密切合作。她是少有的健康素养非常高的患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知识分子,我懂”。她从来不需要我们提醒用药,像信徒般严格按照医嘱服用他莫昔芬。

转眼十年过去了,当她不再为担心复发而寝食难安,当她逐渐乐观的相信自己属于“被临床治愈”的那一拨人的时候,一颗豌豆大小的结节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她的颈部。我不得不承认,这个预示着绝症的征兆让我们都慌了手脚。我们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案,一线、二线、三线、临床试验,这颗豌豆大小的结节用它不断增加的体积嘲笑我们。上周,经过她的许可,我给见习的医学生演示受癌症侵润的淋巴结的触感。我的手指划过她的胸壁、腋下——结节,很多结节,很多大小不一的结节,她的癌症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努力不过是螳臂当车。

所以目前,我需要做的就是告诉她,她腹腔里的积水以及肝衰竭证明我们已无力回天。我们的诊所从来就不是希望之地,悲伤、哭泣是这里的主旋律,只是那天清晨,我感觉尤其绝望。

“医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还有多久?”

Doctor, I have an important question for you. How long do I have to live?

口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她一个人坐在我对面,和往常一样。她先生在一家工厂倒班工作,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因为担心丢掉工作,也不敢请假陪她来看医生。

“Is there anyone you’d like to have with you today?”

我问道,眼睛看着她,注意力却放在我视线外的口译身上。

你希望今天有谁能在这儿陪你吗?

_“You can tell me, doctor,” _

她非常努力的说出这句英语,带着一丝劝告的语气,似乎把我的沉默当成了犹豫不决。

“人呐,总有一天都要走的,我准备了很久了。”

We must all die someday. I’ve prepared for years.

她的镇定自若却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应该已经习惯了才对,毕竟向癌症患者传达噩耗已经成了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像晨会汇报工作一样,但为什么我却感觉到眼睛被眼泪刺到,不应该存在,不应该。我用力眨了眨眼,同时脑中不停的提醒自己:

“请,拿,出,你,的,专,业,素,养”

等等,如果我还需要提醒我自己应该表现专业,那……我还是不是一个专业称职的医生?

我小心仔细的组织着我的措辞,表达完一个意思便稍作停顿,让口译继续。

_“This is a difficult conversation for us both, but I want to be honest,” _

我说道。

她转头望向口译。

这次交谈对你我来讲都非易事,但我会努力坦诚相待。

“It’s clear that your condition has deteriorated rapidly in the past few weeks, to the point where you are needing weekly drains of fluid.”

你的身体在过去几周恶化的非常快,目前的情况就是你需要每周去医院抽出腹腔积液。

右手轻抚隆起的腹部,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口译。

我没有再把注意力放在口译身上,感激他能够简洁准确的表达之余,我一直在脑海里不停的组织将要说出的话。

“医生,那你告诉我,我还剩下几周,还是几个月?”

So, doctor, would you say I have weeks or months to live?”

口译的声音传过来,他的声音语调有什么变化吗?我可能没来得及注意。

_“I am so sorry to say this, but I’d estimate weeks,” _

我说道,将我的椅子向她挪了几寸,确保她能看到我说这句话时候的表情。

完成了,我说完了,不过当我注意到她还紧盯着口译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他没说话,他还没有翻译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在那一刻,在诊室里,那位口译和我拥有对面前这位患者至关重要的信息,而患者本人,即便在场,却还未得知。不知是什么思绪扰乱了口译传达我的回复的意图,亦或是他在等待,期望我能把答案再重新组织的委婉一点。但是我说完了,我扮演的角色已经讲完了他的台词,按照脚本,接下来口译会逐,字,逐,句,将,噩,耗,传,达,给,这,位,可,怜,的,太,太。

我看着他,似在挣扎的痛苦从他脸上一闪而过。

很抱歉这么讲,但是我估计大概还有几周时间。

他的语调平淡,没有夹带任何情绪。

口译发出第一个音的时候我就转头看着我的患者,看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消息传达到了。

她的眼泪不停落下,打湿了衣襟,我无力的想到我们十年来不间断的努力,就在刚刚那一刻被无情的打倒在地,碾得粉碎。

问诊结束时,我给她安排了去临终关怀中心。我留在诊室,木然的看完了剩下的患者,他们的预约时间都因为我和她的交流过久而被拖延,有些人自然表达了不满,我想表达歉意,却感到麻木无力。只能用十多年来练习过无数次的“歉意的”表情、“关怀”的握手、拍肩来帮助我挨过最后几位患者。

送走最后一位患者,我坐下来整理当天下午的病历,再一次,悲伤氤氲开来。我突然想到了那位口译,觉得应该问候下他。呼叫他的时候,我无法不注意到电话那边他疲惫的声音。

“你不用过来,”我安慰他。“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还好。” 我可以感受到他放下了用尽力气垒起的城墙。他告诉我这真的很难,要如何在那种情况下掩盖自己的情绪,如何不被坏消息左右,真的很难。我在电话里真诚的感谢了他,告诉他在传达这种沉重的信息时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后来他写了封字条给我,告诉我那通电话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第一次被一位医生正面肯定了自己在医患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我突然醒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口译在传达噩耗时,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的。尤其在我们这种诊所,口译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我们好像忘记了他们也是人,不是工具,他们的情绪理应受到坏消息左右。

通常情况下,完成一次问诊,口译会陪着患者到前台,安排下一次预约。完成后,他们就会离开,出现在下一个需要他们的场景中,可能是下一个诊所,可能是急诊室,可能是手术室,可能是产房。一个口译在接到呼叫前,无法得知他们面对的下一个病人会在哪里,会是什么问题,需要传达什么信息。随着国界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移民,难民,偷渡者出现在医院,口译参与的交流不再仅限于医学内容,他们暴露于更多尖锐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每个人都能看到疲惫的医生,护士,又有谁注意过角落那位穿着衬衫,扎着领带,眼神涣散的口译呢。

过了一周,我发现她出现在我的诊所,旁边坐着口译,并不是上次那位。尽管没有预约,我还是把她带进诊室,告诉她目前的情况不是她的女儿能照顾得来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女儿5岁,现在已经出落成15岁的大姑娘,想到这,我心里不由的一紧。我告诉她,或者说我在劝诱她,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临终关怀中心,他们能提供所有她需要的帮助。几个小时之后,我出来看到口译正在帮助她翻译我们诊所过去十年来一同守护她的护士,工作人员对她的祝福,以及最后的道别。

我把口译唤到办公室,感谢她能在工作之外提供额外的帮助。却没想她泪如雨下,告诉我她多难过,她啜泣的如此急促剧烈,似乎意图将悲伤全部借此化去。她说这个患者她陪过很多次,而这是她这周“送走”的第二位“老朋友”了。她的这番话再一次提醒我和他们口译之间在传达噩耗,或者说直面生死离别时,有一道我不曾逾越的鸿沟。

患者被收入进临终关怀中心,我本打算在收拾好情绪之后就去拜访,却不想接到一通电话,告知她在入住后情况急转直下,2天后便去世了。手里握着电话,我开始一个一个过那些程序化的问题:她最后痛苦吗?她走的时候安详吗?她的家人有在场吗?

接着,我补充了一句程序外的。

“我会通知那几位口译的,”叹了口气,我继续说道。“他们在诊所的时候很难过。”

“他们知道的,”工作人员说。“有一位口译在最后几个小时一直陪着她,帮助我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

十年,无数医生经手治疗,最后,由一位口译完成了“总是去安慰”的仪式。

我深感前所未有的卑微与感激。